[选题背景及意义]

　　“媒介与发展”（或“传播与发展”）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理论流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第三世界兴起而进入理论界的视野。这一理论最初关注不发达地区的媒介形态如何促进社会发展，这使得它进入我国之后，学者们也开始运用这一理论，关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郭建斌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跟其他研究不同，他没有做成对策性研究，也没有采用定量方法，而是使用了目前我国学者仍很少应用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从微观研究的角度，以大量生动翔实鲜活的个案材料，为读者讲述电视在独龙江乡的普及和使用情况。作者进入田野的时间，恰好逢独龙江乡通电、通路、通电视之后不久，因此作者得以近距离观察电视对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的影响，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电视在社会发展进程里的作用。

案例来源：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研究问题和假设]

　　作为一本建立在民族志基础上完成的研究报告，《独乡电视》并无明确的研究问题和假设部分。进入独乡之前，作者的研究预设，是了解现代传媒在乡村社会的使用情况，以及电视进入独乡之后所引起的社会影响，然而，这样的研究思路在田野里碰到了挑战，研究者所关心的宏大理论问题并非研究对象（参与者）日常生活里最关心的话题，离开当地人的生活、忽略真实场景里当地人的感受，这不是民族志田野研究的长处，也有违研究伦理。因此，在进入田野、收集资料、写作研究报告的过程中，作者的研究焦点逐渐明确，逐渐聚焦到“电视”这一媒体身上，并且概括了五个研究问题来组织全书的写作：

　　1.电视机从哪里来？

　　2.在哪里看电视？

　　3.谁看电视？

　　4.看什么电视节目？

　　5.怎么看电视？

　　这些研究问题，是站在当地人（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提问，而不是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来提问。这也暴露了《独乡电视》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缺陷，即缺乏理论色彩，抽象化程度不够（关于这一点的说明，详见附录“郭建斌访谈”里的解释）。根据郭建斌自己的解释，《独乡电视》建立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但是出版的时候，把博士论文里抽象的理论部分都去掉了，只保留了故事，因此《独乡电视》是由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构成的。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自己对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不满意，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里[1]，自己才比较好地解决了理论问题，之二是田野研究里收集到的很多生动故事无法写入博士论文里，为了能跟更多读者分享，于是补充了大量故事，这使得《独乡电视》阅读起来轻松愉快，然而却不能以理论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它。

[1] 参见郭建斌：《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传播与社会学刊》第6期，2008年。

　　[研究设计]

　　为什么选择独乡为田野研究的地点？第一，郭建斌此前曾两度到访这个地方，跟当地人建立起了联系；第二，在作者田野研究的时期，恰好独乡半年前刚刚通电通路，电视进入独乡不久，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好地观察电视带给乡村社会的影响；第三，独乡每年冬季大雪封山，平时跟外界交通不便，因此受外界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影响不多，电视这一现代传媒的出现和介入，带给独乡的变化更加明显。

　　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在当地人的帮助下，郭建斌一人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住了六个月，除了一个木匠之外，他是全乡唯一的外来人。独乡有六个行政村，他主要居住在其中一个村子，有时间就去其他村子里跑一跑看一看。

　　独龙族有语言无文字，由于学校教育和电视媒体的普及，当地年轻人——尤其是小学生——基本上都能听懂汉语，成年人里大约三分之一能够听懂汉语，但是除了少数几个曾经外出生活后又返乡的村民，当地很少有人能够跟郭建斌自如交流，因此他们也不愿意进行语言交流，《独乡电视》的研究资料基本来源于郭建斌的个人观察和文献收集。

　　每天晚上7点至11点（依赖于当晚电视剧的播出情况），是独乡通电的时间，也是能够看电视的时间。在作者进行田野研究的时期，电视刚刚进入独乡，很少有人家拥有电视机，因此很多人晚上到别人家里或村公所看电视，热闹的集体性的看电视活动，给予研究者以观察的时间和机会。虽然语言不通，但是郭建斌无需时刻介入当地人的收视活动，这正是他观察当地人怎样看电视的良好机会。

　　[研究结论]

　　《独乡电视》是一本讲故事的书，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书中并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根据对书中内容的总结，作者的研究结论大致如下：

　　1.电视机从哪里来？

　　自己购买电视机、（向朋友）“借”电视机（甚至久借不还）、（从外地给独乡的捐赠物质中）要电视机。

　　2.在哪里看电视？

　　在自家看、到别人家看、到集体的电视房看。

　　3.谁看电视？

　　在电视出现之后，当地人每晚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看电视，因此电视观众就是当地的普通村民。独龙族有语言无文字，当地人认识汉语的程度不高，基督教在当地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当地人对电视节目的喜爱。

　　4.看什么电视节目？

　　看电视的过程里，国家意识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地人也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读电视节目，并非全然按照电视节目生产者的意图来理解电视内容。

　　当地人更喜欢看电视剧、电影录像和MTV，而非新闻节目，但是他们总是强调自己喜欢看新闻、不肯承认电视的娱乐功能。

　　5.怎么看电视？

　　大家都喜欢看电视，但是有电视机的人家很少，这造成了集体看电视时，板凳不够坐，有人站着看有人坐着看。

　　独乡人家的传统习俗里，火塘是房间的中心，也是有权威的人落座的地方，但是，电视改变了房间的空间设置和权力中心。

　　文化程度高、有过外出经历的人往往掌握电视机操作，为其他人充当讲解员。

　　看电视的过程，也是当地人进行人际交往的过程。

　　郭建斌访谈录

　　时间：2010年4月30日

　　地点：云南大学

《独乡电视》（研究资料）vs博士论文（理论框架）

　　陈阳：上次你说过，《独乡电视》其实不是你的博士论文，只是研究资料的展现？

　　郭建斌：对啊，我在很多场合一直在做澄清。《独乡电视》不是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完全是两个版本。做论文的时候考虑的更多的还是理论的东西，你首先要有一个理论框架，要有一个箩筐，才能把东西装进去。其实我田野研究前一段时间心情很愉快，但是回到复旦之后那几个月非常痛苦，我可以和不同的人讲故事，讲完之后，无数人都问我同一个问题“sowhat？”(笑)碎片式的故事蛮精彩，但是你要做论文的话，这些故事你是围绕一个什么东西来讲，或者你讲了这些故事之后到底要说明什么。

　　我那几个月非常痛苦，就是要编织一个理论上的框架然后把这些材料塞进去。这样的事情当时自己心里面也很紧张啊，我回去之后，有一个朋友问我“你什么时候论文答辩啊？”我说“明年四月份”，当时是九月份，明年四月份我要把论文做出来。他说“怎么可能啊，通常一年的田野调查，起码四年的资料整理，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我说我没有办法，我的时间就规定在这儿，我必须按时完成论文。所以当时为这个事情非常之苦恼。

　　其实做了之后也不是非常满意的，类似这样的困惑是做研究的人都遇到的共同问题。民族志不像那个量化研究，量化研究的开始阶段比较辛苦，但是一旦你的假设比较明确了，方法也得当的话，后面路还是比较好走。我自己没有受过民族志的专业训练，都是以前跟一些朋友跑啊，对这方面有兴趣吧，自己看过一些，所以也没有什么经验，不像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他们去之前或者在具体做研究的时候，可以把那些理论悬置。但是他们去之前是有理论储备的，我去之前，觉得脑袋是空空荡荡的，当时乱七八糟地拿了很多资料回来，之后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了，你要做论文，你怎么讲这些故事。

　　陈阳：《独乡电视》没有什么理论，但是博士论文呢？

　　郭建斌：博士论文是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一直去编织一个理论框架，然后把很多故事塞进去，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我最后看杜赞奇的书的时候，他讨论文化的权力网络，我就变了一下，考虑媒介的权力网络。

　　陈阳：噢，“媒介的权力网络”？

　　郭建斌：通过“村村通”这样的国家工程，媒介的网络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像我跑的那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博士论文里面主要还是围绕这样一个概念，当作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

　　陈阳：我看到吴飞的书里提到了基督教对独龙族的影响，在《独乡电视》里面没有看到过，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宗教信仰的因素？

　　郭建斌：基本上没有谈。写《独乡电视》的时候，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要做理论和经验材料之间的缝合的工作。

　　陈阳：你当时已经觉得宗教信仰不是你论文中的一个部分？

　　郭建斌：我做的不是很好。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人给我建议，以后写书的话就干脆把理论的东西丢掉，从故事的角度来讲。从故事的角度来讲，但我还是要找个线索啊，我博士论文使用更多的材料还是电视方面的，那我就讲讲电视方面的情况吧。就是说我们不从理论层面来提问，我们从现实层面来提问。

　　陈阳：你的博士论文是怎么确定最终题目的？

　　郭建斌：我回来之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来做这个论文。当时我就在复旦和一些人聊天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可能弄不好。答辩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偶尔也听到过一些东西，所以我做论文的时候，最终选择电视，我的那个方法已经让很多人接受不了了，如果我再讲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吴飞后边那本书的框架是当时我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黄旦提到过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关注几个文化的面相，传媒你可以关注，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作了汇报之后，他说比如说宗教方面的，比如说它的原始宗教它的传统文化方面的，其实都可以做一个比较。当时我不敢把这个面放得这么开，我说既然在方法上很多人都不一定接受的话那我还是保险一点，为了论文能够通过答辩，最后我就决定我就写电视吧。我写电视没话可说了吧（笑）。

　　陈阳：为什么当时有人不接受你的方法呢？他们觉得，定量研究才是合适的研究方法？

　　郭建斌：不是，我感觉这些人本身对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不了解。从我们呈现的资料来看主要是故事，我们做田野调查我们得到的很多资料都是故事。

　　陈阳：怎么从生动的故事上升为抽象的理论？

　　郭建斌：（叹）这个东西太难了。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类似的研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故事是具体的，是生动的。但是这样的具体生动的东西，它和理论的抽象总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一直比较受潘忠党的一句话启发，就是说作调查这种东西，我们要在理论和经验材料之间上窜下跳，呵呵，不断地上窜下跳嘛。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刚才说的特别是写这种研究论文的过程中，你就需要理论，但是这也不是完全脱离经验材料的。就是说这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经验材料，肯定是有些东西你能解释，而有些东西是不能解释的。然后你再作一些修正一些完善一些补充，我觉得始终就是在做这样一种缝合的一种工作。

　　陈阳：写完博士论文之后，直到现在，你每年都会去独龙江吗？

　　郭建斌：我不是每年都去，我只能两三年再去一次。

　　陈阳：从论文写完毕业以后到现在，你经常去拜访，那这些拜访有没有修正过你之前的结论，就是说你获得一些新资料，有没有从这些新资料中发展你以前的结论从而得出新的结论？

　　郭建斌：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在于理论思考层面的深入。我说了，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虽然当时寻找到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也还很粗糙。论文做完之后，写了一本《独乡电视》，让我一口气把想讲的故事都讲完了，我感觉到很愉快。但是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以及读书思考的过程中也还会想到一些理论的点。这个时候，所有这些问题关于博士论文所遗留的那些理论问题我都是此后通过单篇的文章的方式来完成。

　　陈阳：对，我看到你后来那些单篇的文章反而是理论色彩很浓。

　　郭建斌：对啊，不用讲太多故事啦。很多故事都已经讲过了，这个时候我要做的就是去把当时写《独乡电视》完全抛开的理论的东西把它再重拣起来。当然重拣的时候我也不想再去搭那样一个很大的架子，其实有的时候看书的过程中看到某一个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还有解力地的话，我们就用以往的一些材料来回应。

　　陈阳：你桌上的这部书稿是关于什么的？

　　郭建斌：就是关于独龙江的。

　　陈阳：能让我看看名字吗？

　　郭建斌：《边缘的游移--一个少数民族村庄六十年变迁》。你刚才说的认识上的变化，我现在对传媒的东西不想去写了。零八年写了《在场》那篇文章之后，博士论文遗留的那些理论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以传媒方面的问题我不想去谈了。前两年我们学校的民族研究院要做一套书，他们就来找我，我就写一本独龙族的。他们说，你做一个村庄，做一个村民小组，或者做一个行政村都无所谓，你自己去做，反正就是讲六十年的变迁。我说也好啊，我以前都是写和传媒有关的，其实我收集的资料，从我的田野笔记来看，传媒是很少的一块。关于电视的更主要的还是前期那段时间──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融入当地人生活的时候──所记录下的资料，后面我不大记这方面的资料了。

　　刘海龙：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民族志的研究，包括国内的，有一个误区就是一定要跑到一个边远地区进行调查。就是这种研究的普遍性到底怎么样？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做过都市的研究？

　　郭建斌：有做啊，都市民族志。有啊，我师弟王浩（音）就是在上海做的，他主要是学莫利的方法，选择一些不同类型的家庭，然后每个家庭只有两个小时的观察时间。他当时论文答辩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提出一些意见，他选择的家庭比较少，好像是十户左右，但是他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个不同类型家庭的差别。

　　刘海龙：他做的跟你做的不一样，你做的就是把整个生活纳进来，他可能是只有一个侧面。

　　郭建斌：这个东西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哪种方式有用，关键还看你通过那样的方式或者什么样的材料然后作出什么样的理论解释。

　　刘海龙：那你觉得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调查，它的结论的普遍性到底有多大？能不能推到我们一般的电视观众上？

　　郭建斌：不能，我在做论文的时候，潘忠党就反复地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普适性到底有多强？我说我没办法一概而论，但是我只能说在各方面条件和这个地方类似的地区，可能这个就是适用的。除此之外没有办法推倒西南地区啦什么西部啦，没办法，只能根据它各方面的条件情况。如果条件情况类似的话这样的一个理论上的解释是有意义的。

　　刘海龙：那这个研究是更偏向民族研究还是更偏向媒介或者传播研究？

　　郭建斌：这个很杂的，国外人类学家也研究媒介，应该我们去做，但是我们都没做。

　　陈阳：你没有受过专门的严格的民族志的训练，那么你为什么要用民族志这个方法呢？

　　郭建斌：说来话长，我去念博士（注：郭建斌2000-2003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跟张国良老师做过一些东西，都用了定量的方法。1999年的时候，当时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一个课题，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选取十四个县做抽样调查，将近两千个样本，花了一年时间，前前后后实地调查的时候将近四个月，我跑过、我自己访问过的人家将近有三百户。在这个过程中，我时常有感觉，我跑了这么多人家，跑了这么多地方之后，数据是有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对这些人的生活环境还是一无所知，没有这些问卷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具体的生活环境啊，他们不同的民族不同村庄的文化背景啊，我始终不了解。

　　当时去复旦读书的时候，张国良老师没有直接说他希望我在那个数据的基础上来做论文，那个数据的访谈和抽样都是蛮严格的，其实他是希望我继续做那个东西，但是去了半年之后，我跟他讲，感觉做了一年之后整天泡地在数据堆里面，2000年我去复旦之后还在整理那些数据，我得了“数据综合症”了。关键是感觉不对，离开了数据之后我好像就一无所知。还有，那些数据好像和那些人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我说能不能换一种方法，以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去做。老师说，好啊，国内还没有人去做呢，你去做吧。当时他同意了嘛，我就换一种方式去尝试尝试吧。

　　当时我记得看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等等，很受启发。还有一些机缘巧合，在那段时候，潘忠党到复旦讲课，当时跟他讲这个想法。潘老师说，好啊，这个很好玩。包括原来在台湾政治大学的王旭说，好，就用这个去做，我给你搜集在台湾那边中央研究院的搞人类学的资料，他后来给我弄了很多影像啊文本。除了这样的一些鼓励，同宿舍的吴飞也说，我们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量化研究方法我们没受过那方面的专业训练，对我们来说，门槛比较高。当时我们其实是无知无畏，对人类学的东西，我们想得也太简单了一些（笑），以为满怀热情，到了田野拿一些资料回来就可以做出像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阴差阳错，包括独龙江那个地方，在此之前我也去过几次。

　　研究地点的选择和进入

　　陈阳：你为什么选择独龙江地区做研究地点呢？

　　郭建斌：是这样，1994年的时候，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搞“老少边穷万里行”，在全国找了15所新闻院系，给我们云南大学一个名额，条件是，你们在云南范围内找最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做一个月的采访，费用是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从浙江《改革月报》弄的资助。当时我也不知道云南什么地方最典型，老少边穷，有，但是放到全国一比没什么特色，于是问很多人，有几个人就跟我提起独龙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独龙江在什么地方，赶快回来查地图。

　　于是我带了五个学生去采访，三天发一次工作日志到北京总部，他们把相关的东西整理之后，通过全国各个媒体再发出去。中途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寄出去，因为我们进了独龙江地区。我们去到贡山县城，说要进独龙江，开始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说条件太艰苦。贡山县委宣传部部长说，我在这儿，我就是本地人，工作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进过独龙江，你们不能去（笑）。后面我们磨了很多嘴皮，我们雇了一个马帮，五匹马，驮着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路上要吃的晚上要住的被子等等全部驮了进去，进去三天，出来两天，在里面我们就休息了两天，什么事都没干，已经采访不动了，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发工作日志回去。后来回到贡山县城才找到电报发工作日志，好长一段时间，北京那边没有收到我们的工作日志，突然某一天收到一大包。啊？中国还有这种地方（笑），还要雇马走这么长时间的路。那一次是第一次去独龙江，一点都不了解，除了体会了走那段路的辛苦吧。

　　1999年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课题，做了抽样之后，我们就想补充一些个案的资料。和课题组的其他老师商量之后，他们说选哪个做个案，我就说我几年前去过独龙江，对那个地方还感觉好奇，想再去那个地方。所以九九年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又跑去那个地方，去了两周左右的时间。独立江地区有六个行政村，我们时间有限跑了三个行政村以后，北边的三个行政村都没有到。九九年去的时候撞见一个事情，独龙江地区的公路刚好通车，我们就沿着新修的公路找县里面的人，派了县长的最好的三轮吉普车把我们接出来，我们坐了八个小时，九十六公里路（笑）。我九四年第一次去到怒江，他们说不上贡山的话，不算到怒江。我跑到贡山，贡山人又跟我说，不到独龙江的话，不算到贡山。我到了独龙江，到了他们原来乡政府所在地，他们说，不到北边最艰苦的那个村子，不算到独龙江。这两次都还有遗憾，因为往下面走的时候没有去北边的村子。

　　所以到复旦之后有这样的情愫在里面，对这个地方总是感觉到好奇，那里没什么神秘的东西，关键是我没去过。我跟张国良老师商量过，他同意了之后，马上就想到这个地方去做。我有前期的基础，关键是前面两次去了之后，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当然也留存着很多的好奇。

　　陈阳：自始至终他们知道你的真实意图吗？你怎么跟他们介绍你呢？

　　郭建斌：刚开始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不是非常明确我到底要向哪个方向来做。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跟他们讲的，刚好那个朋友他也是搞民族研究的，我就是来学习你们的文化，了解独龙族的文化。

　　陈阳：云南省社科院的那个朋友知道你的身份吗？知道你是云大的老师在复旦读博士？

　　郭建斌：知道，但是我去之前我也没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我是学传播学的，他说，传播学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后面几年，他跟我说，好歹认识你了，我还知道有一个传播学。然后我都跟他讲了，但是具体的东西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真的，我去之前没有想到要做电视。这个东西是写论文，搭那个架子的时候才最后明确的。

　　刘海龙：你的研究选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基点，就是这个村子刚通电刚刚开始有电视，你做了一个明确的选择还是偶然的巧合？

　　郭建斌：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做，就是因为九九年那次之后，我感觉从公路修通之后发生一个巨变，独龙江已经进入一个巨变时期。当时没考虑到电视啊。

　　刘海龙：当时你没有把电视考虑进去？

　　郭建斌：去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村村通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刘海龙：你去的那个时间是电视刚刚装上没多久，通电没多久，是吧？

　　郭建斌：通电比我去的时间，早半年的时间吧，电站修好之后村村通的电视才修起来，用那个电站提供的电能。所以这个也是机缘巧合，我跟别人讲的时候，民族志这个东西，很多材料不是你去搞到的，而是你赚到的。你去刻意地找，其实有时候很苦恼，我要找的东西怎么没有这个东西。后面心态平和了，就坐在那个地方，等呗。这个时候好像各种各样的东西扑面而来。

　　田野里碰到的困难和障碍

　　陈阳：你去当地的话，语言障碍呢？你好象雇了一个助手？

　　郭建斌：其实是这样的，刚去的时候我并没有雇助手。这是做田野研究的一种常态。包括去之前也看过很多的类似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格尔茨讲的“斗鸡”的那篇，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一个外人──跑到那里去，怎么开展研究。我零一年进去的时候就直接跑到最北边的一个村子，我也不住在村公所，我找了一个朋友，说我要住在一个农户家，他们就给我找了一个农户家，我就直接住在农户家。刚开始那段时间别人不理你啊，无视你的存在，你就像一张纸（笑），反正你在那，你跟别人打招呼，别人也不理你。原来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些想法，有过一些方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段时间我觉得很崩溃。

　　陈阳：那你的线人呢？

　　郭建斌：刚开始住在农户家的时候，我从他们家开始做观察。刚开始没有太多办法开展更多的工作，我有几件事可以干。第一，学语言，跟任何人学，只要是当地人，那个村子里面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外人，他是木匠，除此之外，都是当地人，所以学语言，别人问我干嘛，我就是来学习独龙族的文化，我不懂你们的语言，先教我独龙话。

　　第二，看电视，和他们一块看电视（笑）。呃，电视的内容我懂啊，当时其实没想太多的，主要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干嘛，所以他们看电视的时候，我做观察总是很好的，这个时候不需要去说话，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交流，反正我跟他们不熟悉，我还相对清静一些，别人又不会对我有什么干扰。刚开始我还不太熟悉，我请一个小孩帮我做一个记录，记下今天晚上是哪些人来看电视，我自己做的都是一些人的代码，第二天把我记的和那个小孩记的一个一个对上号。

　　在那段时间，其实也是自己想着办法收集一些资料。一开始就是说简单地和他们一块看看，回去凭着记忆写点东西，我觉得这个好像不行。有一段时间我是被自己限定了，非得有个任务，在看电视上面做最详细的记录，跟写电影脚本一样，几分钟马上就写一个，写得很乱。我就干这个事情，很机械的，坐到电视房之后，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儿，很累，通常是三四个小时，别人可以上厕所，但是我水都不太敢喝，尽可能不离开现场。我没带摄像机。

　　陈阳：你带电脑了吗？

　　郭建斌：我带了电脑，但是基本不用，我都是用手写。因为刚开始头一两天我用电脑写过，写了之后突然心里面一阵恐慌，尽管我带了很多盘，万一有一天我的盘都出了问题，我该怎么办（笑）？那不是白待了嘛，这半年的时间，所以我都手写，自己带本子写，有一段时间，把村子里小卖部的练习本都给通通买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做两件事：学语言，这样可以接近任何人；然后在电视房里做记录。其实我很多关于电视的记录都是那个时候记下的，后面没时间没精力再去记这样的事情。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情况有很大变化，慢慢地，别人接纳你之后，他们有些什么事情都会主动来告诉你。我那个时候感觉到比较愉快了。

　　陈阳：在当地他们的电视只有普通话语言的电视节目，没有独龙族的。所以他们听你的话是不是不会有太大的障隘？

　　郭建斌：他们听我的话没有障碍。在有电视之前，他们对汉语的学习主要是通过学校，他们的方言里面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普通话的语调。学校里面的小孩子习惯普通话，因为学校里面规定必须用普通话，我可以跟他们讲普通话。对大人的话，能懂汉语的话，我就跟他们用方言交流，其实这种人很少，真正能用汉语比较流畅地交流的，我后面也做过具体的数据，可能也就百分之三十左右。

　　陈阳：“百分之三十”指的是大人？

　　郭建斌：嗯，大人，并且主要是中年男性，老人基本上讲不来。

　　陈阳：权力关系嘛。还有就是民族身份，你是汉族吧？

　　郭建斌：我是汉族。

　　陈阳：你觉得民族身份在当地，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是一个障碍，或者说是一个问题吗？

　　郭建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也因人而异。零一年去的那次，我找了一个朋友，他是云南省社科院的唯一的独龙族研究人员，他们家就在最北边的那个村子。刚好那段时间他有一个在下面县城工作的弟弟上来开会，然后他就把我捎带下去，捎带下去之后，他那个弟弟又把我交给村子里边的那个弟弟，村子里边的那个弟弟是赶着马来接我的，到了乡政府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刚开始他们即便不理我，但是我没有明显的排斥感，压力比较能接受的。

　　陈阳：你住的那一家是不是就是来接你的那一家？

　　郭建斌：对呀。

　　陈阳：就是云南省社科院的朋友的弟弟？

　　郭建斌：不是。他有三个兄弟在里面，来接我的那个是最小的弟弟。他们成家之后他们就分家了，按照当地的习俗，老人都是跟最小的儿子住，所以他们家房子比较紧张。我去他另外一个哥哥家里住。

　　他那个哥哥在当地情况还不错，比较勤劳，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赶了三匹马，给别人运一些东西，九九年通了公路之后，里面兴建了许多新的工程，所以工地上要驮很多东西。所以说搞点经营，收入还不错，他们家两个女儿都没有在村子里边的小学读书，都到乡政府新华小学读书去了，所以他们家的房子相对宽敞一些，当时就把我安排到他们家。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我能感觉的到，无论我去还是后来有一些人去，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强烈的排外心理。

　　陈阳：做民族志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呢？我记得有人说过，民族志是年轻人的专利，就是它非常耗体力。

　　郭建斌：我觉得也未必。

　　陈阳：你当时进独龙族的时候多大？

　　郭建斌：零一年我三十二岁。

　　陈阳：你觉得做民族志还有哪些困难呢？

　　郭建斌：体力不是问题，语言也不是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激情。

　　陈阳：激情？

　　郭建斌：体力这个问题其实不好说，我去之前在上海的时候，还接触过一两个人去过独龙江地区的，都是外地的，他们跑独龙江、西藏这一带──包括墨脱──拍一些照片，那些人都是快五十多的人了，体力和我比的话完全没法比啊，人家还不是跑下来。我觉得初学者，包括我带的一些学生或者跟学生做交流的时候，很多人想法也是蛮好的，他们就说这个东西蛮好玩啊，我也想尝试这样的方法来做。但是我跟他们接触之后，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足够的激情，那样的话他们去那个地方待不长。去一段时间之后，那一点点激情或者说那一点好奇感没了之后可能就......我觉得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我去的独龙江，一方面条件比较艰苦，另一方面，我选择的那个季节，是封山期间。进去之后，有什么情况的话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陈阳：你是不是唯一一个在独龙江封山期间待过的学者？

　　郭建斌：国内的是这样，国外的还有法国人，他们封山期间进去过好几次。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他也是做博士论文，在巴黎读书，他在喜马拉雅以南的地方，从西藏到独龙江，待的时间比较长，下到缅甸，做了很好的东西，他主要是偏语言学方面的。国内的这个包括他们本民族学者，他们也没有封山期间进去过。自从通车之后，也没在里面封过山。

　　陈阳：那个地方电力供应不足吧？从你的书里我感觉到你主要还是靠手写，写了多少万字？

　　郭建斌：那个时候还算不错的啦，那个时候是九九年通车之后，在我去的那年，零一年五月份，它有六个行政村，原来只有两个行政村有小型电站，四个行政村的小型电站都是零一年五月份建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行政村都有一个电站，都有电。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讨论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种权力关系来讨论的。村支书告诉我，这个电不能一天到晚地发电，发电伤机器。所以白天停，晚上七点以前。

　　陈阳：七点以前？

　　郭建斌：通常是七点以前，因为他们要看《新闻联播》（笑）。

　　陈阳：七点以前没有《新闻联播》啊，七点以后吧？

　　郭建斌：七点以前就发电，等电视剧完了以后，十点十一点停电。

　　陈阳：你写了多少万字的田野笔记？

　　郭建斌：我当时都是手写的，我回来好多年之后，我的学生也帮我录过一些，我自己也录，到前几年还有十个笔记本的东西没录入，我电脑上录入之后，我看过实际的字数有五十多万字。

　　陈阳：你待在那里四个月是吗？

　　郭建斌：五个多月。

　　陈阳：五个多月，五十多万字。

　　郭建斌：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我刚才说一点就是你要有激情，另外一个方面────我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别人会不会有一种误解────我觉得理论方面也是无知者无畏，我也是心里面好像是一张白纸，那样的一个状态在田野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去之前我没有任何比较明确的理论上的视点。对于具体的内容我也不清楚，到底哪些资料该收集哪些资料不该收集，我心里面一点底都没有，当时有一个压力，你必须通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写出一个博士论文。所以我到那个地方之后，觉得什么东西都新鲜，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想到什么东西，我都会想办法把它记下来。所以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我就觉得要陪他们看电视，看完电视之后灯灭了。

　　晚上十点半十一点左右灯就灭了。灭了之后我自己打个电筒，点火不行，因为那个房子四面透风，我怕自己会被烧掉。打个电筒，偶尔没电池了，我自己用蜡烛什么的，所以每天晚上起码要花两个小时把当天所有的事情记下来。心里面没底，写下那些字，总是心里面塌实一点。这个工作我觉得非常有效，因为白天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刚开始去的那段时间，你要跟人家混啊，说白了就是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啦。他们上山我就和他们上山，他们去下河，小孩子去下河捕鱼我就也跟他们去。只有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我来干这个事情。每天晚上都写。

　　资料的收集

　　刘海龙：你刚才提到，第一个阶段去主要是看电视做记录，那你后面有没有一些变化，比如你日常的观察啊还有资料的搜集。

　　郭建斌：后面有变化啊，刚开始别人不理你的时候你只有去看电视，后面别人理你之后你没有太多的时间看电视了，所以说后面搜集的资料绝大部分是关于其他方面的，譬如说他们的一些仪式啊一些活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料，很杂的一些资料。之所以我能够帮民族研究所写这个书是因为我各方面资料都有。从资料采集的角度来看，看电视主要是前期。

　　刘海龙：那在半年的时间吧，你看电视的时间有多长？

　　郭建斌：主要是头一个月，后面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们整个独龙江从北到南六个村子跑，并且还跑到缅甸去，就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时间不长，每个待几天熟悉一些情况。然后把一些有价值的，在我原来的北边的村子没有的一些资料作一些补充。

　　刘海龙：就是说你还不断地去了其他的村子，那每个村子是不是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陌生人进去？

　　郭建斌：后面好了，一旦前面的缺口打开之后，后面都是有当地人带着我，所以我基本上不会遇到那样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语言问题，我个人学语言非常地笨，当时的话说，哪怕你简单地懂一两句，别人对你的态度完全马上就不一样。所以坐下来之后，聊的时候，他们总是问你喝不喝茶什么的，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跟他说一两句，很多隔阂就没了。所以这个东西，语言的东西，是的，作为一个国外的人到那里一定要过语言关，我觉得这个要求是必要的。但是的话，也看情况，看你的专业，我们这个又不是做地道的语言学研究。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就是懂一点和一点不懂是有很大区别，但是懂百分之三十和懂百分之八十可能没什么区别。

　　[研究的得失及发展]

　　《独乡电视》的贡献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电视刚刚进入乡村生活的第一手现场观察资料，作者用大量生动翔实的个案资料，描述了电视进入独龙族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作者以独龙族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并非仅仅描述这一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民族（人群）怎样接触电视，就事论事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对这一个案的描述，让我们理解电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电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这本书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第一次使用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来研究媒体受众，研究方法规范严谨，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功底。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应用不多，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般而言，民族志需要研究者在研究地点生活相当长一段时期（少则几个月，多则数年），慢工出细活，在科研机构体制化日盛的现实背景下，研究者能够不受干扰地独立工作几成奢梦，时间这一硬性条件令很多研究者对民族志研究方法望而却步，目前我郭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运用民族志独立完成研究报告的，几乎都是研究者在读博士或博士后期间，能够有比较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完成。

　　第二，民族志对研究者的体力是一项考验。郭建斌在田野期间，每天晚上独乡停电熄灯之后，趁着记忆新鲜，他自己打着手电、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田野笔记，几乎每晚耗时两三个小时，白天又跟着村庄里的人们一起起床，村民们活动时，他一边观察一边心里默默纪录，一有机会就立刻往笔记本上写观察笔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交织，因此田野研究对研究者的体力和精力的要求极高，这使得年轻学者更有可能从事民族志。

　　第三，民族志并非简单的观察笔记和田野笔记，而是要从研究资料里提炼概念、发展理论，优秀的民族志不仅细节生动、材料丰富，而且能够从现象看到本质，具备理论的解释力、简洁与抽象等特征。民族志并非是细节堆砌，或者带着猎奇眼光的“异域小说”，那样的话，是对被研究对象的严重歪曲，也容易使严肃学术研究与通俗小说混为一谈。因此，优秀的民族志需要理论色彩，这对研究者的学术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四，民族志要求研究者具备很高的文字素养。传统上，研究者以文字的形式（近年来也有学者以影像、视频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研究资料和结论，民族志的研究地点往往是外人难以到达和进入的地方，读者单纯依赖文字来了解异域的文化和风俗，因此，研究者的文字功底──准确、精炼、生动的文字——将是影响民族志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志不是小说，只可以隐去特定人名和地名，却无法虚构其他细节，哪怕善意的编造都是严肃学术研究所不能容忍的有违学术伦理的行为，因此，研究者在田野研究期间，应该尽可能多地纪录自己的所见所感，留做以后写作和总结研究之用。

　　《独乡电视》的缺陷，在于理论色彩不足。这一点前面已经有过解释，郭建斌在后续研究里已经完成了对理论的建构和探索（详见《在场》）。在他之后，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郭建斌的帮助之下，深入独乡，部分地使用了郭建斌的研究资料，完成了《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一书，书中的内容充实和发展了郭建斌《独乡电视》的研究成果。

　　《独乡电视》对我们的启示在于，第一，民族志研究者的辛苦和勤奋，令人敬佩，郭建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和难以适应的困难，第一次向独乡之外的人展示了这一民族（人群）的传播活动，迄今为止，他是在独乡封山期间唯一停留此地的中国学者（2009年公路修好、独乡通车之后，封山遂成历史）。他自己认为（详见附录），做民族志，研究者最需要的要素“激情”，六个月的田野研究，研究者手写五十万字的研究资料（还有部分未录入电脑，因此未计入），恰逢冬季大雪封山，独乡无法跟外界通电话，通信也被中断，山外的人进不来，山里的人出不去，万一生病都无法得到及时医治，研究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胆量和体力，才能够从事民族志研究。

　　第二，郭建斌自己坦言，在独乡的六个月里，只有第一个月在仔细观察当地人怎么看电视，后面的时间，观察视角发生了转移，因为是在新闻学院完成博士论文，因此后面几个月的观察资料并没有收录在博士论文或者《独乡电视》里。现代学术生产面临体制化的风险，研究者被拘泥在某个学科领域或流派里，视野未免狭窄，跨学科的成果很难被承认，然而，田野里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提出的研究问题，可能比研究者预设的研究问题，来得更加重要和有意义，因此，研究者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郭建斌又多次探访独乡，跟独龙族人有着更多更深入的交流，2010年，根据自己在独乡多年的民族志研究，他完成了《边缘的游移——一个少数民族村庄六十年变迁》一书。

　研究者vs参与者（被研究者）

　　陈阳：在整个过程里，你对你的研究对象，就是说独龙族人，就是村民们，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你对他们肯定是有看法的，这种研究者主观的看法在你最后的研究论文中有没有展现？怎么样展现？

　　郭建斌：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难处理的问题，这是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的田野研究讨论的很多问题之一。从方法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主位（epic）和客位（emic）的问题。就是说，对当地人来说，我是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所接受的文化熏陶和当地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肯定会带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但是我自己在做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注意这方面的东西，尽可能地处理好这个关系。最后我寻找到一个我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旁观者，局外人。

　　是的，我对别人有意见，一般情况下我不表露，半年的时间我只表露过一次我的愤怒。就是当地搞土地承包，县里面派了工作队下去，住在村委会里边，就把村民小组找来算，哪家有多少地，哪家有多少田报上去，在承包合同上填上数字，然后再发下去。一发下去，老百姓就议论，我们家没有这么多地啊。这个事情，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意外，先小范围地问一问，我发现这个很普遍。当时有二十几户人家，我一家一户的跑，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地，然后拿出他们家的合同，合同上有多少，全部了解清楚情况之后，我到乡政府，他们让我参加乡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我就讲了这个事情。我说这个事情不对，县里面下去的人，乡政府下去的人，没有实际地去丈量农民的土地，听几个村干部的汇报就填上去了。因为当时农业税还没有免，没有免的话就涉及一个问题，你以后交税是按合同上面的面积来交税。如果这样的话，好几户人家其实都是家里子女比较多也没有什么收入，有几个还是寡妇带着几个孩子，没什么地，一两亩地，合同上填四五亩，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并且这个不公平啊。我回到村子里面，他们村子里面开会的时候，也让我讲几句，我也讲了这个事情。其他情况下，我一般都不太介入当地的类似的事情。我在村子里面讲，意图也非常明显，就是针对村干部来说。在乡里面讲我也是针对乡干部来讲的，当时我话说得很大，我说我们的干部有时候工作态度真的不如当地的一些传教士。

　　陈阳：所以说，你基本上还是一个完全的观察者，是吗？在田野里有没有breakdown？也就是说，你记录的材料跟你之前的预设非常不一样，你觉得很震惊或者说让你有无法解释的感觉，事实上往往你breakdown的时候你会找到你研究的主线。

　　郭建斌：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身上不是非常明显。像我刚才说的，我去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理论上的准备，很多时候是凭着自己的一些想象去做，并不是说我没有思考理论的问题，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论文写作的后期好像更为明显。我寻找到某个理论视角，我也在思考经验材料放进去是否适合。之后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理论好像是很好，但是在具体地写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感觉不对，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不太拘囿于理论。

　　陈阳：我看到吴飞的书里面提到，他觉得独龙族的观众体现出一种类似于霍尔所讲的主导式阅读，很多时候他们会和国家的主流观点特别地一致。

　　郭建斌：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更复杂，呵呵。

　　陈阳：更复杂？

　　郭建斌：今天中午我们在讨论课题的时候，我们还提到一个事情。当然我在《独乡电视》里边也写到过一个小小的片断。就是说我和他们在一块看电视的时候，《新闻联播》节目完了之后看《科技博览》。整个行政村只有一台电视，附近的很多村民都会跑去那个地方看电视，其中有一段内容是讲一种科技产品--黄瓜。黄瓜对当地的人来说可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东西，他们都种着，我们在独龙江走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不了解情况，很渴也不敢去摘别人的黄瓜。后来别人告诉我们，没事，渴了实在受不了你去摘一两个吃吃，这个是没问题的。当地人对黄瓜是有感情的，所以呢，《科技博览》一放这个科技新品种，作为农业新品种的黄瓜，很大很长，他们一下子就惊呆了，无数人交头接耳，用独龙话说，gigua。当时我一下子就被他们那种声音还有这样的反应给吸引住了，我就注意观察我旁边的那些人，看完之后也随便地和他们聊了一下，之后我发现，具体新闻里面所讲的内容，就是说通过某种科学技术把种子送到太空、回来之后便成为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看到这里的黄瓜，他们在寻找着电视里面所出现的黄瓜和他们生活中的黄瓜之间的联系。

　　刘海龙：还有一个例子我看到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看到江泽民的夫人......

　　郭建斌：对啊，那个精彩，那个我觉得同样是一种解码方式。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其实霍尔也提到这方面的东西，一个特定的观众在对一个影视节目做出解码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自己的生活情境带进来。他不会去考虑你这个电视里面到底完整的内容是什么，你的主题是什么，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不会。他就会寻找和他生活情境最接近的方面，他就盯着这一点，他就关注这方面。比如说，你刚说的那个例子，是一条外交新闻，但对当地人，他理解之后就变成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东西。

　　陈阳：吴飞举过一个例子，在台湾问题上，独龙族人会表现出跟政府国家高度一致的观点，比如“陈水扁很坏”。

　　郭建斌：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

　　陈阳：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台湾很远，找不到和他们生活对应的东西，黄瓜能找到，是不是离他越远的东西他越需要通过电视来形成他的意见他的判断。离他越近他就会通过本土的身边的一些例子来去解读那些遥远的内容？

　　郭建斌：是的，这就是说，当然或许这样的东西说来可能证据也不太充足，就是说政府通过传媒，还有村民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来传达观点影响他们。我经常听他们开会议，我也做会议记录，他们会议刚开始头十分钟，就像在学校里上政治课一样从国际国内形势讲起。

　　陈阳：他们的会议是干嘛的？

　　郭建斌：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啊。各种各样的会议，有不同的情况。我参加过的比较多的有他们村民代表选举，零一年对当地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层民主改革嘛。村改委，改称村民委员会嘛，我去之前他们刚刚弄完，后边紧接着又是选举乡人民代表，那个程序非常之规范，初步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具体的正式选举搞得非常繁琐。这个是一种仪式化的政治吧。

　　刘海龙：我看这书的时候，心里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电视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其实不是给这些人看的，它心目中的受众肯定是不包括这些人的，但是这些人具体怎么去解读这些内容，你的书为什么会跳过这个问题，是你没有采访还是其他原因？

　　郭建斌：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足吧，我没办法熟练地用当地的语言去和他们交流。如果这个时候我用汉话和他们交流的话，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太多的表达的欲望。

　　陈阳：还是语言的障碍是不是？

　　郭建斌：我觉得这个是语言的障碍。你刚才说的其实是蛮好的一个问题，是的，这些节目根本就不是制作给他们看的。所以这些人我零八年写的那篇文章（《在场》）里面用了那个概念，他仅仅是一种在场。作为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不是制作给他们看的，所以他们看不看，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无所谓。另外一方面从节目所带的广告内容来看，他们也不是商家的目标对象，他们很边缘的。在一个更大的话语空间里面，虽然从政策的角度出发把电视送给了他们，带给他们的那样的一个内容，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些陌生的东西。包括他们能够收到的两台，中央台和云南台，云南台这个地域性可能更强一些，但是从所放的那些他们比较喜欢的电视剧来看，讲的都是一些都市人的生活，一些都市人的情感的纠葛。

　　刘海龙：他们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被训练的像一个标准的受众，就是这个过程中学习当一个标准的电视观众？

　　郭建斌：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说还不是非常明显，包括后面这些年的观察吧。刚开始因为电视机少，很多人集中到某一个人家去看电视。那个人家有的时候，包括我那个房东家，他自己有电视，有的时候确实很麻烦，别人来了后不走你又没法关电视。但是现在电视基本上普及了，所以他们看他们喜欢的想看的东西，不看他们不喜欢的东西，现在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家都有VCD或者DVD，他们就放自己想看的东西。

　　陈阳：想看什么样的碟片呢？

　　郭建斌：港台的一些还有一些MTV。

　　研究的遗憾

　　陈阳：假设你能够再重新做一次的话，你觉得哪些地方是最需要改进的？你自己觉得从这个研究中，你得到的教训、收获和遗憾是什么？

　　郭建斌：我这些年也收集一些国外人类学家做的一些东西，呃，比较我当时做的研究，我觉得缺的是，我太局限于那个田野里了。我后面看到包括几个美国人类学家他们做的在埃及啊在印度啊有关于电视的研究，他们整个资料收集的框架都非常好，他是针对具体的一些社会底层的人群，他们的电视观看活动的记录，同时他们有对于节目制作者、内容生产者的一些访问。我觉得那样做比较完整，等于是从内容生产者这个环节就开始考察，然后考察到接受者，这样的话总体上来讲它就完整地多。而我的那个只是细节上的一些东西，观众的环节内容很多，但对另外一个环节就是生产环节考虑得不够，这也因为以前见不到这方面的东西。其实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凭着感觉，当然也找过无数的人聊，也得到了很多启发。但是以博士论文为主的关于独龙族的研究，我觉得缺也是缺在内容生产这一块。

　　陈阳：国内新闻传播这一块吧，用民族志方法做研究的人不多，为什么呢？你刚才说最主要的就是激情嘛。

　　郭建斌：激情，那也不见得就是所有有激情的人都愿意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和吴飞，还有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春霞，她在读博士的时候在老家攀枝花做的一个民族志研究。

　　个人经历

　　刘海龙：你刚才说到的激情，有些人可能就是缺乏激情去做，那为什么你有激情，你的动力在哪？

　　郭建斌：我九二年大学毕业，留在云大做团的工作，呵呵，我是做团总书记出身的。我毕业之后留在学校里面没事可干，机缘巧合，我们学校当时新闻和中文是一个系，中文系当时有两个老师，就是二十年前走茶马古道的两个人，当时有六个人走茶马古道，走了一圈之后，写了一本书，然后才有了茶马古道这样一个概念，茶马古道不是一个历史概念，就是他们二十年前走滇川藏这个大三角地区之后，在这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有一个老师，我上课的时候还教过我，等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现在他在北大中文系，另外一个老师在，那个老师还经常往下面跑，他经常带着我去，他专业是语言学，他顺带也搞一点民族文化这方面的东西。他经常带着我跑，我此前对田野调查一点概念都没有，但当时跑的感觉很好玩。这么好玩，并且还可以做点东西，有趣啊。我刚才说其实从我自己专业来说，我从九五年九六年在系里面开始上课之后，我教的是方法课。

　　那时候系里面说你留校多少年了，你上一点课吧。我上的所有新字头的课都是我的老师在教，我就说新闻系开点社会调查的课，他们说你要能开你去开。我自己先去学这个东西，先学这个东西，当时用的包括李强他们那个教材，其实都是量化的东西啊，所以我后面一看新闻传播的文章，就是国外的他们带回来的文章也是量化的东西啊，所以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老往那个路子去走，那几年做的东西都是一些问卷调查的东西，都不太规范。我刚才说了九九年彻底地这样做了一次之后，我觉得要改一改路子，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要回到刚毕业两年跟语言学老师到处跑的那种经历，我觉得很好玩，所以之后我尝试一下，用人家那种方式来做。一方面年轻，另一方面家里也没什么负担，刚好结婚没小孩，老人身体都还好。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说服家里的人，还好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负担吧。说了之后就去了，我爸我妈是不愿意我去的。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去复旦读书的时候，学校给我三年假，拖长了时间，不需要上课，所以说这次再不做的话可能以后没机会。

　　访谈者：陈阳、刘海龙